社會語言學（漢文部分）

二、社會語言學

（一）藏區(qū)語言生態(tài)

語言生態(tài)和瀕危語言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尤其是藏區(qū)語言與文化多樣性的研究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本年度涉及語言生態(tài)和瀕危語言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尹蔚彬的《四川省藏區(qū)語言生態(tài)研究及價值》（《中國藏學》第 1期）和《從拉塢戎語看瀕危語言的特點》（《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2期）、王文玲的《華銳藏語瀕危成因及保護對策分析》（《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5期）等。

尹蔚彬的《四川省藏區(qū)語言生態(tài)研究及價值》一文，對四川省藏區(qū)語言生態(tài)研究的現狀進行了梳理，認為科學認識四川省藏區(qū)復雜的語言生態(tài)現狀，處理好各個語言之間的關系并順應其發(fā)展，關乎該地區(qū)未來的發(fā)展。該地區(qū)語言生態(tài)的研究價值，在于為當地經濟、文化建設服務，同時也為決策部門提供基礎參照和理論依據。尹蔚彬在《從拉塢戎語看瀕危語言的特點》一文中，認為語言瀕危主要由語言交際功能弱化導致，語言在走向瀕危進程中交際功能減弱與結構的變化異常突顯。文章以拉塢戎語為例，其語言系統表現出語音系統變異、詞匯系統變異和語法系統簡化等特點。瀕危語言不僅在功能上經歷了使用人數由多到少，使用范圍由大到小，在語言結構上也呈現出不穩(wěn)定多變異的發(fā)展趨勢。對于瀕危語言來說，語言結構系統之外的非語言和言語活動因素，在其發(fā)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王文玲的《華銳藏語瀕危成因及保護對策分析》一文通過甘肅天祝藏族自治縣四個鄉(xiāng)鎮(zhèn)的田野調查結果顯示，該地區(qū)的藏語已呈瀕危態(tài)勢，華銳藏族的語言態(tài)度、人口結構變化、族際通婚等是導致其瀕危的主要因素。保護華銳藏語，不僅需要相關政策支持、穩(wěn)定雙語人才、發(fā)展民族旅游，還需要華銳藏族增強母語意識，自覺學習和保護母語。

（二）翻譯研究

翻譯與術語規(guī)范是藏語言文字使用過程中需要關注的問題。相關的研究成果有：仁增、傅利平、桑杰的《藏文書名的特點及其漢譯研究》（《中國藏學》第28期），周煒的《西藏藏語新詞術語規(guī)范工作初創(chuàng)時期的五個重要節(jié)點》（《中國藏學》第 S1期），白瑪德吉、次仁德吉的《功能主義視角下西藏旅游文本英譯的問題及對策探討》（《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3期），李正栓、葉紅婷的《典籍英譯應追求忠實對等——以〈水樹格言〉英譯為例》（《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第 1期），阿旺旦增的《漢藏翻譯中的語法與語言表達藝術習慣問題芻議》（《西藏藝術研究》第 4期），周凡雅的《生態(tài)翻譯學視角下的〈倉央嘉措情歌〉英譯》（《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科版第 6期）等。

仁增、傅利平、桑杰的《藏文書名的特點及其漢譯研究》一文，在介紹藏文書名的取法、構成特征的基礎上，探討了如何將藏文書名翻譯成漢文的問題，認為翻譯藏文書名，在力求保留原文獨特風格的基礎上，更要關注目的語的表達習慣及譯語讀者的審美心態(tài)。周煒在《西藏藏語新詞術語規(guī)范工作初創(chuàng)時期的五個重要節(jié)點》一文中認為，西藏藏語規(guī)范初創(chuàng)時期的工作，以語言立法為根本出發(fā)點，以全區(qū)藏語新詞術語工作會議為抓手，以制定出臺相關工作規(guī)則為工作重心，極大地推動了西藏自治區(qū)藏語規(guī)范化工作的進程，取得了積極的成效。白瑪德吉、次仁德吉的《功能主義視角下西藏旅游文本英譯的問題及對策探討》一文通過功能主義翻譯理論分析了西藏旅游文本英譯的誤譯，并探討了其翻譯對策。李正栓、葉紅婷的《典籍英譯應追求忠實對等——以〈水樹格言〉英譯為例》一文認為典籍英譯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該文對《水樹格言》英譯文本進行了研讀和分析，從理解對等、風格對等、用韻對等，以及文化遷移對等四個方面闡述了“忠實對等”翻譯原則的運用及效果，并在此基礎上指出，典籍英譯應追求該原則。阿旺旦增的《漢藏翻譯中的語法與語言表達藝術習慣問題芻議》一文認為，漢藏翻譯工作者必須熟悉彼此的社會文化特點，掌握和運用各自語言的語法規(guī)則，只有這樣才能翻譯出真正能夠傳達信息，群眾喜聞樂見，沒有翻譯痕跡的作品來。周凡雅的《生態(tài)翻譯學視角下的〈倉央嘉措情歌〉英譯》一文，以于道泉中譯本為參照，運用生態(tài)翻譯學理論，從語言、文化和交際三個維度分析《倉央嘉措情歌》部分英譯如何適應其特殊的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為倉央嘉措詩歌的英譯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此外，相關的研究還有吳均的《關于做好藏漢文翻譯工作的幾點思考》（《青藏高原論壇》第 3期），李風英的《藏語廣播中新聞翻譯的重要性》（《新媒體研究》第 13期），澤仁旺姆的《藏區(qū)商業(yè)廣告翻譯問題分析及解決方法》（《中國報業(yè)》第 14期），單暢、閆曼茹的《藏族格言詩與漢族詩之異同以及英譯策略研究》（《渤海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2期），呷絨則瑪的《淺析〈水滸傳〉藏譯本的風格得失》（《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 6期），黃信的《藏區(qū)外宣翻譯的策略研究》（《四川民族學院學報》《民族翻譯》第 2期），榮高悅、賈曉英等《藏族格言詩中文化負載詞翻譯研究》（《石家莊鐵道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2期），王治國的《西方藏學對〈格薩爾〉的深度描寫與文化翻譯——達維·妮爾英譯本的民族志闡釋》（《民族翻譯》第 2期）等。

（三）教育

教育是社會語言學關注的焦點。語言教學和民族語言教材的編寫也是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相關的成果有：崗措的《多語種背景下的藏語教學實踐——以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零起點班”和研究生“二語”藏語文教學為例》（《民族教育研究》第 3期），薛德軍、夏世貴、范忠雄、徐永琳、德格加等的《基于民族院校藏文數學教材內容改進與編寫研究——以數學與應用數學（藏漢雙語）專業(yè)為例》（《西藏教育》第 6期），根呷翁姆的《道孚藏族雙語文化現象的成因、特點及其調適》（《民族學刊》第 2期），益西鄧珠、志瑪澤仁、德吉旺姆的《多元民族文化視野中的藏漢雙語教學》（《民族翻譯》第 4期），張暇、趙君的《論在藏漢族干部學習藏語文的重要性》（《民族教育研究》第 5期），楊臻的《藏族大學生三語習得中的障礙及歸因分析——基于生成語法框架下的實證研究》（《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2期）等。

崗措在《多語種背景下的藏語教學實踐——以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零起點班”和研究生“二語”藏語文教學為例》一文中對中央民族大學藏學院的“零起點班”和“二語”藏語文教學進行了追蹤調研，認為在教學過程中，應梳理、總結、歸納學生作業(yè)中所出現的錯誤，通過對比糾正錯句，提出教學對策，以加強學生學習二語的興趣，取得二語課堂教學的良好效果。薛德軍、夏世貴、范忠雄、徐永琳、德格加等的《基于民族院校藏文數學教材內容改進與編寫研究——以數學與應用數學（藏漢雙語）專業(yè)為例》一文，就目前民族院校教師教育類數學與應用數學（藏漢雙語）專業(yè)，數學課程藏文版教材內容存在的一些問題，對其內容改進與編寫需從該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目標、學生的數學基礎、將來服務區(qū)域和發(fā)展需求等方面加以探究。根呷翁姆的《道孚藏族雙語文化現象的成因、特點及其調適》一文，主要從對道孚縣域內道孚藏族的母語道孚語與漢語語言接觸的類型模式、接觸歷程、不同區(qū)域語言使用情況等因素入手，多角度、多方位地探討和分析了道孚藏族雙語文化現象的成因、特點及其調適等現實問題，力求揭示出康巴藏區(qū)雙語文化現象的特征和發(fā)展規(guī)律。益西鄧珠、志瑪澤仁、德吉旺姆的《多元民族文化視野中的藏漢雙語教學》一文，認為文化是由信仰（觀念）、價值、行為、制度等構成的復合體。文化的復雜構成直接影響著學校開展雙語教學的各個層面，從文化多元視角分析多語言教學。從藏漢文化結構層次中去追究藏漢雙語教學問題產生的根源，探求藏漢雙語教學的文化基點勢在必行。張暇、趙君的《論在藏漢族干部學習藏語文的重要性》一文認為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在促進各民族交流交融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在當今社會，漢族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學習和掌握藏語文，不僅可以促進藏漢民族的交流與交融，還有利于加強民族團結。楊臻的《藏族大學生三語習得中的障礙及歸因分析——基于生成語法框架下的實證研究》一文，從生成范式下的三語習得視角出發(fā)，從語言的角度對三語習得進行微觀實證研究。關于教育的研究成果還有阿努、赤列德吉的《英藏“主語”比較與英文教學中Subject一詞藏譯略考》（《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2期）和《英藏“謂語”比較與英文教學中 Predicate一詞藏譯略考》（《海外英語》第 3期）等。

相關的研究還有韓洋的《現代語境下的藏文報刊》（《新聞傳播 》第 17期），該文認為藏文報刊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兩大特征，是傳達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有力途徑，在社會多元化的大環(huán)境下，作者通過對語境的分析，找出藏文報刊發(fā)展中的問題，并提出對策與建議。

（四）文字與文化研究

語言文字與文化研究，同樣是藏語文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相關的研究有：汪鋒的《從漢藏語言比較看茶馬古道的演化——以漢、白、彝語比較為基礎》（《思想戰(zhàn)線》第 6期）一文，該文認為茶馬古道本質上是一個網絡，將各種不同的文化圈貫通起來。這個網絡是不斷演化發(fā)展的，在不同的時間階段有不同的內涵。語言上的關聯是文化圈形成的最好證據，同源詞體現發(fā)生學上的自源關聯，借詞反映接觸傳播上的聯系。對分布在茶馬古道發(fā)源核心地區(qū)的藏緬語與漢語進行比較，可以發(fā)現與茶馬古道的演化密切相關的語言證據，在此基礎上，根據歷史語言學中的年代測定的一些方法，能理清茶馬古道網絡演化中的一些時間層次。張院利的《從認知范疇看漢、藏語中的茶名詞匯》（《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4期）一文，認為借詞“茶”在藏語中有極強的構詞能力。漢、藏語的茶名指稱既有相似的范疇分類和語義擴展路徑，也有因語言主體所處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和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而導致的內部構成上的諸多差異。對這些共性和差異的發(fā)掘可以為漢藏語研究提供多角度的材料支持。周潤年、張屹的《清代藏語言文字的發(fā)展及其特點》（《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5期）一文，認為藏語言文字在不同時期都有其不同的特點與發(fā)展變化，清代藏語語音簡化，聲調產生，前置的語法表達系統變?yōu)楹笾孟到y，并由粘著性質的形態(tài)格局經過屈折化的階段向虛詞結構過渡等，以及出現了反映社會變遷的新詞、新語、新文法、方言、文字等。清代不僅藏語言文字有很大的發(fā)展變化，而且涌現出一大批藏族語言學家、翻譯家以及推動藏語言文字發(fā)展的人物及其撰寫的有關藏文雙語、多語辭書和藏語言文字著作。王亞清、白轉玲的《漢藏日常交際語言中的文化差異對比研究》（《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第 2期）一文，通過對漢藏日常交際語言進行對比，分析漢藏民族在日常交往中體現在寒暄語、親屬稱謂語方面的差異，為漢藏文化交流與發(fā)展服務。韓輝的《藏語傳媒在跨文化傳播中的影響因素與作用分析》（《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1期）一文認為，藏語傳媒跨文化傳播的實質是將現代性精神與當代文化內核用民族化的方式進行涵化的過程。文章分析了藏語媒體不同介質的傳播路徑、狀態(tài)及跨文化傳播的內外環(huán)境和影響因素，并提出了確立和諧的文化認同感、豐富多元傳播功能等實現跨文化傳播的有效途徑。此外，李春梅的《也談康藏木雅語與其它語間的關系》（《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 3期）一文對木雅語與周邊語言的關系進行了介紹。滿澤陽的《多穆壺定義考略》（《東北史地》第 2期）一文把多穆壺作為元代以來蒙古、藏、滿、漢等民族共用的生活及禮儀用器，在工藝審美、文化交流、歷史發(fā)展、現世收藏等方面蘊含著豐富的價值。多穆壺最早是由蒙古族用蒙古語定義的，而后藏族、滿族、漢族等結合本民族的語言、生活等文化因素，對多穆壺進行了具有一定民族特色的定義。韋孟芬、姜蓉、易安銀、劉代瓊等的《藏英顏色詞隱喻認知對比研究》（《懷化學院學報》第 2期）一文從藏英隱喻認知的角度對顏色詞的文化內涵作了闡述和解讀，并以紅、黑、白、黃、藍五種基本顏色詞的隱喻為例，探討了文化背景當中隱喻文化的異同。以此提高藏英隱喻文化的語用價值，消除藏英民族文化交流的障礙。韋孟芬的《藏英語言中動物隱喻意義的比較》（《柳州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第 3期）一文，分析藏語和英語文化中的動物詞匯，文章結合藏英文化背景，對藏英動物詞匯隱喻意義的共性、個性和空缺三種情況進行了分析，以促進藏英文化的交流。